在20世纪中叶以后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系统中，《诗经》和楚辞建构的“诗骚”传统被解释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诗经》被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而屈原及楚辞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是欧洲近代以来重要的思想运动，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实践无疑有许多相通的特征，但如果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用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传统，包括以浪漫主义概括屈原及楚辞的特征，可能并不是恰当的。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是侧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与古典主义追求静穆、素朴、和谐、完整的审美理想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从生活的瞬息万变、精神的动荡不安以及富于特征性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最早把浪漫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他把浪漫主义翻译为“摩罗”，于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摩罗诗派”就是指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浪漫派。

(相关资料图)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如1854年德国人威廉·肖特的《中国文学论纲》，1880年俄罗斯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01年英国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德国人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早期著作，并没有把屈原和楚辞当作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论述，甚至也没有提到过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与欧洲“浪漫主义”相关联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这说明浪漫主义的起源地的学者并不认为浪漫主义适合于描述中国文学史。而和中国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同时又联通中西的日本学者也没有关注到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最早把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1932年群学社印行的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许啸天和早期欧洲、日本及中国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建构中国文学史体系的视角不同，试图以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以欧洲文学的发展历程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而这一倾向，渐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所效法，到20世纪中叶以后，成为学术界的常规态度。不过，即使是许啸天，他所认为的中国的浪漫派文学也不是屈原，而是欧阳修，他把欧阳修看作是“浪漫派词人”。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文学理论传入中国，由苏联人帮助制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两种规范，屈原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1962年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由高教部统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该书认为屈原坚持理想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夸张、象征，都是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因此认为“《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思潮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确有不少共性，比如：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个人主义，重视自然，强调主观感情，丰富的想象力，鲜明的色彩，异常的情节，大胆的夸张，向民间文学学习，神秘主义，无道德倾向，追求个人自由，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现实社会、理性、科学，悲观主义等。罗德·W.霍尔顿、文森特·F.霍普尔在他们合著的《欧洲文学的背景》一书中，把浪漫主义的众多特征概括为个人主义，感情主义，崇尚自然，异国情调，国家主义，幻灭，而归结为自由主义。战国时代所具有的与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相似性，使我们相信，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其思想及文学总是具有某种“浪漫主义”品格。而这种相似性，正是中外文化互通的基础。

尽管战国时代思想、文学、艺术表现出了与欧洲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运动广泛的相似性，但它们产生的时代、表现的形式、文化传统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著作常常把浪漫主义囿于文学创作领域，事实上它是一场时代思潮，是一种“立场或思想状态”，同样表现在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哲学、政治思想之中。浪漫主义首先是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及一切不合时宜、限制个性发展的旧道德；浪漫主义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它强调主观感情的重要性；浪漫主义是一种现代精神，它关注现实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以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势如破竹的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运动，在18世纪后期到19 世纪中期横扫西方文明”。广义的浪漫主义“同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为一体”，并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注重个性，特别是注重主观性和自我表现，承认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因此把新古典主义的和谐的理性主义排除在外。

屈原虽然生活在战国时代，但屈原是战国时代特立独行的另类人。如果理解了欧洲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特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屈原并不具有欧洲浪漫主义的根本特点，也与战国时期的大部分思想家的立场不同。屈原是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屈原的作品之中，有大量对孔子语录的引用，甚至《渔父》关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陈述，也是以孔子“不为酒困”，“惟酒无量，不及乱”为原则的。战国时期流行反传统，但屈原不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相反，恢复传统是他“美政”理想的主要内容；屈原关心楚国，不是杨朱等道家的个人主义；屈原作品虽然有丰富的想象力，鲜明的色彩，异常的情节，大胆的夸张，但屈原的作品很难说是基于屈原的主观感情，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屈原重视自然；屈原有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可能，但屈原的作品更多继承的是经学传统；屈原的行为与爱国主义相关，但没有民族主义倾向；屈原有神秘主义倾向，但根基是理性主义；屈原遵守传统道德，反对无道德倾向；屈原似乎与追求个人自由并不相关；屈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屈原不否定一切现实社会、理性、科学；屈原似乎并不是悲观主义者。如果把屈原理解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显然会产生认识偏差。这也可以理解早期欧洲和日本学者并不认为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近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以浪漫主义诗人解读屈原。毫无疑问，最了解浪漫主义思潮的是欧洲学者，他们明白浪漫主义可能并不适合解释屈原和中国文学。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发表于1906年，该文指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王国维是近代学者中学西学最为积极的学者，喜欢以西方的文学理论讨论中国文学，但他并没有把屈原归入浪漫主义文学的范围，而认为屈原为融合北方文学深邃的感情与南方文学丰富之想象而成的大诗人。

鲁迅始终对屈原充满崇敬，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并不认为屈原的作品与浪漫主义相关：“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具有“摩罗诗力”的诗人。毫无疑问，鲁迅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3日 13版）